红叶之恋

  红叶之恋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与友人合办的一张小型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而停刊。结束一切烦琐的善后工作之后，我几乎像瘫痪了一样，整日在家休息，甚至对来探望我的朋友都懒得招待。
  不久，接到从小同学，而且一直是知交的方云叔从上海来信：
  千里：
  我常听见文化界的朋友说：“如果你跟某人有仇，最好劝他办报。”谢天谢地，你总算自己饶了自己。
  令兄来沪，曾获一晤，说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且要杜门谢客。过分透支脑力和体力的人，常有这种现象。据我的经验，需要近乎放纵的生活，才能恢复身心的正常，因此，我劝你到上海来盘桓若干时日。
  你记得吕班路上的那家“美龙”吗？最近我几乎每晚必到。吸引我的，除了它的龙虾沙拉以外，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恕我在这里卖一个关子，你一来就知道了。
  云叔 八月十日
  在这时除非是要我工作，否则我不会反对什么；而且确也曾打算过要换换环境，以便让我的太多的疲乏，能早日消失。于是，第三天的下午，我便出现在云叔的办公室里。
  “你要我过怎么一种近于放纵的生活呢？”我说。
  “这并没有一定的尺度。”云叔摇曳着他的腿回答，“点滴不沾的人，醉一次便是放纵；开口修身齐家，闭口礼义廉耻的人，偶然打一次茶围，也是放纵。像你，白天跑新闻，晚上编电讯，间或还要抽出空来写一两段副刊文章，那么，现在让你整天不做事，吃吃小馆子，看看电影，那不是近于放纵的生活是什么？”
  我甚为奇怪，云叔本是个很拘束谨饬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辞令？因此，我默默地打量他，想找出一点与我半年之前所见的云叔的不同的地方来。有的，我发现他的动作变得轻佻，他的服饰变得更讲究，最显然的是眉宇之间常有一种掩抑不住的喜悦，这一切都是恋爱期中才有的特征……
  “你在想什么？”云叔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在观察你的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他摇摇头说，“至少在对老朋友的交情这一点上。”
  “当然，你不会觉察你自己的变化，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够证明我的判断的正确！”
  云叔微笑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走吧，我替你接风。”
  “到哪一家？”
  “当然是美龙。”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家白俄所开的小馆子，和一般的罗宋餐馆一样，小小的店面，简陋的布置，除了一道汤以外，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但现在所看到的美龙，今非昔比，宽敞明亮的餐厅，红绒的座椅，而且还挂着油画。这时尚未到上座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桌椅中间，轻扬着悠远的旋律，显得格外幽静。
  我们拣了靠窗的一张桌子，刚一落座，立刻走过来一个金发黑眼的女孩子，远远地就和云叔交换了一个眼色和微笑——一个难以形容的眼色和微笑。
  “原来如此！”我所看到想到的，和我所怀疑的，都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
  “吃什么？”云叔从那个女孩子手里接过菜单递给我。
  “你替我点吧。”我回答。
  “那么，”云叔合上菜单交还给她，“听你的支配。”
  “要酒吗？”是带着点山东味儿的国语。
  “要的。两杯威士忌苏打。”
  她一扭身走了，金黄色的长发，轻柔地往一旁甩去，像艳阳天气里迎风起伏的麦浪。
  “这就是吸引你每晚必到的另一个原因？”我问。
  “所以我说你一来就知道了。”
  “大概又是帝俄落魄的王孙？”
  “不，波兰人。”
  “叫什么？”
  “autonia，你叫她安妮好了。”
  “可以请她喝杯酒吗？”我试探着问。
  “你知道的，这里没有这种规矩。不过你可以问问她，大概还不至于碰钉子。”
  其时，另外一个侍者来陈设餐具，我们便暂时中止谈话。接着，安妮捧着一只大银盘，端来了我们的酒菜。云叔向我使了个眼色，一个催促的眼色。
  “安妮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我说。
  “贵姓！”
  “噢，安妮！”云叔抢着回答，“他是我的好朋友黄千里。你可以跟我一样，叫他千里。”
  “不，那是不礼貌的，我应该称他黄先生。”她的语声中带着些鼻音，入耳甜而媚，然后转脸问我，“我当然不应该拒绝黄先生的要求。可是我想要知道黄先生请我喝酒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她指着云叔说，“伊里奥的缘故？”
  由于缺乏心理上的准备，我一时不知所答，想了一想说：
  “请等一下，我慢慢回答你这个问题。告诉我，你爱喝什么酒？我替你去要。”
  “她爱喝寇利沙，你让她自己去拿吧！”又是云叔抢着作答。
  安妮也真听他的话，微笑着去端来了她的酒，很自然地坐在我和云叔之间。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话。她的北方话实在流利，我禁不住问：
  “你在中国住了几年？”
  “你猜呢？”
  “十年？”
  “加一倍还要多一点。”
  “原来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我出生在南中国海的船上。”
  “那么，”我看了云叔一眼，“你应该对中国人的性情了解得很清楚？”
  “可以说是清楚，而不是很清楚。”
  “这样，我就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我说，“中国人有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相逢有酒，就是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干一杯，何况你是伊里奥的朋友？所以，你不必问我请你喝酒的原因，我也不必有原因才请你喝酒，是吗？”
  “嗯！”她用双肘撑在桌上，一双纤细修长的手，交叠着托住下颏，轻轻地说道，“对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中国。”停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国人。”
  云叔看着我，而我则终于笑出声来。安妮看着我们两人，好似感到羞窘，一小杯橙酒迅速地在那两瓣红唇中消失，然后放下杯子，站起来说：
  “对不起，我应该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目送她远去，云叔问我：
  “如何？”
  “你赏识的人，当然不会错！”
  云叔得意地笑起来，说：
  “跟她处久了，你会觉得她确是很可爱的。后天是她的假期，明天我们可以到西区去玩一晚。”
  第二天晚上，云叔果然约出安妮来，到大西路一家夜总会去玩。她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戴一顶绿白两色的帽子，薄施粉黛，浓染胭脂，打扮得特别俏丽。上海虽是个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地方，但一个中国男子带着年轻漂亮的异国情侣，公然出现于夜总会里，究还罕见，因此惹起很多人的注目。
  在幽暗神秘的灯光、兴奋热烈的音乐以及香水、烟草、鲜花所混合成的气味中，我们跳舞，喝酒，看流浪天涯的艺人的大胆表演，确是一种近乎放纵的生活。不用说，云叔和安妮自然是深深地沉醉在这种境界中，而我也被敲开了记忆之门，一些似酸还甜的往事，使我感到人生的滋味，确是耐于咀嚼细味的！
  自此以后，我们几乎间隔一天，便在一起，当然也有很多出来玩的机会。接触时间较久，我证实了云叔的话，安妮确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最可贵的是她有一种潜在的美，不作无谓的矜持，更不作浅薄的炫耀，只让你自己去慢慢发掘、静静欣赏。
  两个月后，我倦游归来。但不久又接到云叔的信，他告诉我，他的老板（云叔是上海一个名律师的私人秘书）衔政府的使命去日本公干，须相当时期才能归国，因此他很清闲，而安妮恰好也有一周的假期，准备一同到南京去消磨，热切希望我也能参加。
  在理智上，我觉得这时复员未久，有很多事要去做，而且办报失败所带给我的烦恼困乏，也早已不复存在，我不应该长此荒废浪荡，故以毅然拒绝为宜；但在情感上，我实在舍不得错过这一个好玩的机会，因为跟他俩在一起，真是精神上至高的享受。考虑结果，我终于接受邀请，同时写信给云叔，告诉他我将于第二天晚车起程。
  车到上海北站，我很快地在月台上发现云叔和安妮。她穿了云叔的一条棕色裤子，嫩黄的毛衣，披一件红呢面子，正反两用的短大衣，脚下是一双镶色的平底皮鞋，十足一副旅行的派头。
  “我赢了！”安妮向我招呼过后，转身向云叔说。
  “你赢了什么？”我问。
  “安妮今天下午判断你一定搭这班车来，叫我买好卧车票等你。真的让她猜中了。”云叔回答。
  “你呢？”
  “我要等你回信。”
  “难道你没有接到我的信？”
  “没有。”
  “我如果不是这班车来呢？退票？”
  “那得由安妮来决定了。”
  “你们赌些什么？”
  云叔看看安妮，安妮也正在看云叔，仿佛是阻止他不要说出什么来，于是云叔向我诡秘地一笑：“对不起，那是一个秘密。来，走吧！”
  云叔领先上车，走得很快。我忽然感到一阵不自在，用低沉的声音向安妮说：
  “我觉得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我不应该参加你们的旅行。”
  “为什么？”她诧异地问。
  “我怕会干扰你们。”
  “你不要这样说！”安妮热情地挽着我的左臂，“我和伊里奥都希望你能永远分享我们的快乐。”
  “谢谢你！安妮。”她的回答确实使我感动，同时也减消了我的微妙不安的情绪。
  在南京，以两天的时间，走马看花似的差不多跑遍了近郊附近的名胜，散漫而微嫌荒凉，这里并非短期旅行的理想目标。可是他俩意不在此，而我则向往六朝繁华、南都韵事，不论流水寒鸦、断碑残碣，皆可以触发我的思古的幽情，就这样各适所适，因此都没有失望的意绪或者不满的批评。
  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认为可在最后的一个节目中取得补偿的缘故。一路上云叔不知若干次地向安妮渲染栖霞红叶的美丽，所以当他宣布第三天的目的地是栖霞山时，安妮兴奋得跳了起来。
  半小时的火车，一小时的步行，到达有名的栖霞寺，匆匆巡礼以后，沿着寺后山路往达摩洞进发，只见三峰并峙，堆红叠翠，真是罕有的妙景。安妮时时惊呼，要我们注意她所发现的特别美丽的所在，但因此忽略了脚下崎岖的山路，不时倾跌，云叔只好顾不得欣赏当前的景色，小心地扶掖着她。
  从达摩洞、功德泉、桃花涧、紫峰阁、千佛岭而至纱帽峰，在此小憩，然后往东绕小道直达栖霞山顶。这里有座玉皇殿，并无足奇，但殿外所见，却异常可观。云叔为安妮指点：罗列在南面的群山是龙潭；北方白带如链，蜿蜒曲折的是扬子江；西面隐在云烟之中，看不分明的千万人家，是南京。最后，云叔说：
  “你听过‘锦绣河山’这句话没有？今天你才知道‘锦绣’两个字用得妙吧？”
  “但是，这是你们的，我的呢？……”安妮忧郁地说。
  想不到无意中勾起她的亡国之痛，云叔焦急地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于是，我含蓄地说：
  “安妮，你归化我们中国，好不好？”
  安妮没有任何反应，或许是她未听懂我的话。黑亮的双眼，凝望着天边，显然地，她在眷怀着她的从未见过的祖国——波兰。
  一半是高处不胜寒，一半是想转换安妮的情绪，云叔催着大家下山。拣了一处背风而平坦的处所，我们铺上随身携带的毛毯，开始野餐。少女的忧愁，来得快去得也快，安妮重又恢复活泼。她用扎发的红带，细心地系上红叶，做成一顶桂冠的样子，让云叔替她戴上。
  “是不是像印第安人？如果是的话，快替我取下来，难看死了。”
  “不，像皇后。”云叔回答。
  “像皇后？我不稀罕。”
  “为什么？”我问。
  “那种生活太严肃了。”
  “那么你是比较喜欢罗曼蒂克的生活，是吗？”我又问。
  安妮想了一会儿，正要回答，云叔拈起身旁的一片红叶，说：
  “这片美丽的红叶当中，有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恋爱故事，你要听吗？”
  安妮点点头。于是云叔为她讲述“红叶题诗”那个典故。安妮虽然生长在中国，但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宫闱的生活，自还缺乏了解，因此云叔必须吃力地做许多附带的解释，在我听来，非常零乱噜苏，而安妮则全神贯注地听着，显得极有兴味。讲完，云叔把那片红叶佩在安妮的衣襟上，然后握着她的左手，痴痴地望着她。安妮低下头去，不住地摩挲着那片红叶，半晌，她低声地，仿佛是自言自语：
  “中国人真是善于制造美丽的恋爱故事。”
  “伊里奥就是其中之一。”
  我向安妮做一个鬼脸，知趣地站起来，远远地去欣赏那片绚烂的秋色。及至我半小时后再度回来时，发现云叔的左颊上有一个红印，残脂宛然，还没有擦干净。
  我忽然又想到他们打赌的事，便问：
  “你们到底为我赌些什么？”
  “噢，如果我赢了，她可以答应我一个不便宣布的要求。”
  “伊里奥！”安妮大声地警告，但是云叔已经收不回他的话了。
  “其实，安妮是希望你赢的，只怪我不知趣。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故意说得闪烁其词，事实上是肆无忌惮地在开玩笑。
  “你最坏！”安妮打了我一下。三分着窘，两分嗔怒，乃有一种东方式的妩媚在她脸上出现。
  这一天玩得很痛快。迎着衔山的夕阳，踏上归途，又逛了秦淮的夜市，才回到鼓楼我们临时的住所。那是座精巧雅致的小洋楼，也就是云叔的“老板”战前在京所置的住宅，胜利后才从一个敌伪官员那里收回来。主人在上海开业，不过也常来京公干，所以保留了这所住宅，不但起居的设备很完善，而且经常有两个佣仆在照料，因此我们借住在此，感到非常方便舒适。
  虽然白天跑了好多路，可是大家都毫无倦意，加之月明如昼，天气也不太冷，就更舍不得去睡，一齐聚集在宽广的走廊上，喝咖啡闲谈。安妮依偎着云叔坐在一起，右手从云叔的腰际圈过来插在他的大衣口袋里，静静地倾听着我们谈话。偶尔转过头来，可以看见鼓楼的影子，高耸着分割了那淡青色天空的一角。这是一个何等恬静优美的夜！
  不知怎么又谈到了红叶。安妮那顶“桂冠”早已丢了，但云叔给她的那片红叶依然存在。云叔悄悄从她的衣襟上取下来把玩，那种深红的颜色，在月光下看来显得特别深邃古朴。
  “千里！你有没有发现造物有一条很奇怪的法则——最美丽的时候，也就是将要接近衰败的时候，譬如这片叶子。”云叔说。
  “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珍视这一份美丽。”我发表了我的意见。
  云叔没有回答，而是渐渐进入一种沉思状态。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他们的时间，便站起来：
  “对不起，我得先睡了，明天还要赶火车。”停了一下，我又补充，“如果你们明天还想玩一天，就不必很早叫醒我。”
  一上床我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满室光明，月亮从窗外照到床前，像铺展开一条银色的毯子。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毫无睡意，便决定起来欣赏这难得的月色。
  拉开房门，首先看到一粒星火和一团黑影。定睛细看，是云叔坐在原来我坐的那张靠近栏杆的藤椅上。他也听见了我的足步声，回头看了一眼，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
  “如此良宵，你坐在这里发什么呆？安妮呢？”我走到他面前问。
  “睡了。”
  “明天不走吧？”
  “你看，这月亮，”他答非所问地说，“最圆的时候，也就是将缺的时候。”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东坡早已先你而言。不过事虽难全，人总是费尽心血去追求圆满的。”
  “这就是一切烦恼之由来。”他很快接着说道。
  “如果说有烦恼，那也是命里注定。”
  “不然。”他很平静地说，“乐极生悲，有圆始缺，欲除烦恼，无生无灭！”
  “不得了，你哪里来的这四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东西？”我点上支烟坐下来说，“对不起，我们谈谈别的好不好？我是凡夫俗子，没有资格跟你参禅。”
  “你以为这是佛家的说法？”他也点上支烟，“其实这也是儒家的说法。”
  “儒家并没有不许人去追求圆满。”
  “但是他叫人‘求阙’！你不能不承认曾国藩可以代表儒家吧！”
  我一时语塞，但心里并不屈服，而且我觉得应该说服他改变那种出世的态度。想了一会儿，我以做结论的口气说：
  “总之，你的‘红叶哲学’没有存在的可能，更没有延伸的必要。你说红叶最美丽的时候也就是将要衰败的时候，我觉得唯其快衰败了，才应该更珍惜它的美丽，你看重在衰败，我看重的是美丽，见仁见智，观点不同，这或许可以归入‘认识论’的范畴。”
  “好一个‘见仁见智，观点不同’，那么你总不能不承认我的‘红叶哲学’也是一种看法。”
  “岂有此理……”
  “算了，算了！”他含笑摆手，“一牵涉到哲学，就要抬杠了。辜负月白风清，真是何苦！睡吧，明天走。”
  “奇怪！你忽然又变得如此旷达！”
  “既然‘此事古难全’，那么不学学苏东坡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开了，还是故意安慰我？总之，他已在我心灵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第二天，我本想取道上海，径自回家，但由于他俩的坚留，我又在上海住了一晚。安妮带我到她家去玩，会见了她的母亲——一个生长在法国的意大利人。她红润的圆脸上老挂着一团笑容，对待云叔尤其亲切得像自己的子侄一般。傍晚，安妮帮她母亲准备好晚餐，搬出了古老的烛台，围着铺上红白格子台布的方桌，在烛光摇曳之下，我们一面吃通心粉，一面喝红酒，随意闲谈着。安妮的母亲谈到青岛和天津，谈到安妮的父亲，以及十年前他死于心脏病后，怎样茹苦含辛地养育安妮。在她的一切回忆中我们分享了欢乐，也分担了愁苦。这异国情调的一夜，予我以甚深的印象。
  之后，我回到家乡，而且很快地在一个军事机关里觅得职位。这以后的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云叔和安妮，不过跟云叔常有书信交往。他的来信多半是很简短的，有时也提到安妮，有时在信末赘一句：“安妮致候。”可见他们还是常在一起的。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春天。三月的末梢，我服务的那个机关有一天特定的假期，中间隔着一天，又逢例假，那就是说如果请一天假，便一共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决定邀请云叔和安妮来玩一次。正当我在办公室计划这件事时，突然接到家中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外国女人”找我，要我到某旅馆去看她。
  不用说，当然是安妮。于是下班之后，我便径照她所留下的地址去找她，并未遇见，但她在旅馆里留下话叫我等她，同时茶房打开她的房门，让我进去休息。床上放着一只极小的皮箱，桌上放着一份本地市区的地图，这说明她是一个人来的。此外我又注意到并没有照相机、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可见她也不是来游览的。那么，有什么事呢？云叔为什么不陪她一起来？云叔为什么不事先写信告诉我呢？
  一面想，一面等她，好久还没有消息。这时我还未吃晚饭，便留了一张条子，并且关照了茶房，然后上街，不想刚一走到闹区，便遇见了她。
  “我正想找你们来玩，你倒先来了。伊里奥呢？”我问。
  “我也正在找他……”
  “怎么？”
  “我要详细告诉你。”她看看四周说，“到我住的旅馆里去谈，好吗？”
  “不，我还未吃饭，你呢？”
  “我吃不下什么。”她皱着眉说。
  “那么陪我坐一会儿，我们一面吃，一面谈。”
  在我用餐中间，她告诉我，自从过年以后，云叔在美龙出现的次数便渐渐稀少，有时她打电话给云叔约他出来时，即非借故推托，也是意兴阑珊。其间安妮和安妮的母亲，也曾暗示地提到他俩的婚姻问题，云叔都闪避着不做答复。这半个月甚至避不见面，直到昨天打电话去问时，才知道他已经辞职离开上海。
  “无数个晚上，我在研究这一点，伊里奥这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安妮接着说，“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设想，但我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伊里奥不爱我了！”
  “不会的！”我显得很有自信，“那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我也这样想。所以我要找到他问个明白。但是——”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我想，如果由你来问他，比较……比较好一点，是不是？”
  “那是我义不容辞的。”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有把握找到他。一切等我见过他后再说。”
  安妮投给我一个感激的眼光，低下头去搅弄着她的咖啡，轻轻地说：
  “你不会笑我吧？”
  “没有人可以笑你，安妮！”我说，“但我需要弄清楚一点事实，伊里奥对你，是不是有爱情上的‘负担’，或者说是‘保证’？”
  “啊？”她旋即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谈不到负担，也不必要保证。爱情是一种奉献！”
  这两句话使我肃然起敬。我说：
  “你回旅馆去吧！至迟明天中午，我可以给你确实的答复。”
  送走安妮以后，我开始去找云叔。他的老家在离此四十里的一个镇上，有公路可通，虽然已经很晚，但为了安妮为了云叔也为了我自己，我决定就在今夜解决这问题，于是要了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找到他家，敲了好半天的门，才有人出来应接。走到厅堂上看见云叔正迎出来，我一把拉住他说：
  “走！汽车在门口，去跟安妮道歉！”
  “安妮来了？真的？”他的反应是出乎意外的平静。
  “我不至于在这时候从四十里外跑来开你一个玩笑吧！”我说。
  “你来得正好。”他不直接答复我，“我也正要跟你谈安妮的问题。”
  “那么就走吧，在车子里谈。”
  “不忙！”他好整以暇地说，“你要不要先看看家母，她昨天还提到你呢！”
  “太晚了，不惊动她老人家吧！”
  “那么，你坐一会儿……”
  说着，他进去了。我猜想他大概是通知他家人今晚要进城去。但不然，一刻钟之后，他又出来说：
  “你不必走了，今晚住在这里。”
  “那怎么行？走，走，现成的车子。”我连声催促。
  “车子让我打发走了，而且我已写条子托司机带到府上，说你不回去了。”
  “你，你……”我气得说不出话。
  “轻一点！”他把手按在嘴上，“家母已经睡了。”
  “云叔，你在我面前玩这套手腕，太不对了！”我忍气吞声地说。
  “原谅我，千里！”他那一份诚挚的歉疚，融化了我的愤怒，“到我房间里去谈。”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他进去，开始叙述今天下午一直到此刻的一切。云叔非常注意地谛听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我发觉他时时在躲避我的视线。等我讲完全部经过，他接着说：
  “我应该对她道歉……”
  “不，负责！”我纠正他。
  “你听我说下去！”
  然后他隐在烟雾里，用低沉的声音叙说他曾经几次向他母亲请求准许安妮做他的儿媳，都没有得到同意……觉得长此以往，不免要造成悲剧，因此迫不得已采取“逐步撤退”的办法。最后他说：
  “家母的守旧固执你是知道的。”云叔停了一下，加重语气说：“我是她仅存的一个儿子，而且是遗腹子，你想我忍心违逆她的意思吗？当伦理观念和爱情发生矛盾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自然只能牺牲后者。”
  “难道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没有！你说，有什么办法？”他反问。
  “不过这个家庭的因素应该早在你顾虑之中的。”
  “不到那时机顾虑什么？难道你认识一个女孩子就想跟她结婚？”
  “哼！”我冷笑道，“你真是辩才无碍，不过都是遁词！事实上是你那倒霉的‘红叶哲学’在作祟！”
  这一下击中了他的要害，他不再开口。
  “云叔，你良心上过得去吗？”我用更严厉的口气责备，“我想不到你是如此自私的懦夫！”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的。”他低声地说。迷惘的眼光中，闪耀着奇异神秘的意绪。他说：“奇怪，我常预感着和安妮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可是我无法设想那是怎样的结局！”
  “见鬼！”我诅咒着说，“我看你这样下去，倒真的要造成不幸的结局！”
  “不，我在逃避那个不幸的结局！”
  “这就是你对我骂你懦夫的回答？”我说。
  “随便你怎样说吧！”他苦笑着说。
  “那么，”我提到最实际的问题，“你让我怎样向安妮交代？”
  “最好……”他踌躇了一会儿，“最好说是没有找到我。”
  “为什么要跟你通同作弊？”我威吓他说，“我要告诉她全部真相。”
  “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使她太伤心了。”
  “你觉得一包慢性毒药比一把刀来得更仁慈？”
  他勃然变色！但随即软弱地倒在沙发一边。侧面看去，有两滴泪水在闪闪发光。
  我丝毫没有怜悯他的意思，而且更残酷地说：
  “你这两滴眼泪是哭安妮不幸遇到了你呢？还是哭你自己不能获得别人的谅解？”
  “千里，我的好朋友！”他擦掉眼泪站起来说，“你痛痛快快地骂我负心好了。”
  我真想跟他大吵一场，可是二十年的友谊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晚上我们几乎谈了一夜，我用各种劝解责备的方法去说服他，而他也在用各种理由，譬如母亲不赞成，中外风俗习惯不同难以相处，和安妮之间的性格的差异，等等，企图对我反说服。最后，我终于不得不放弃我的希望和努力，而且不得不照云叔的意思，告诉安妮没有找到他。
  “他到哪里去了呢？”安妮几乎是要哭的神情。
  “到北平去了，”我索性再说得远一点儿，“据他家里说，恐怕还要到长春去一趟。”
  “到这样远的地方去，不告诉我，难道也没有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回答。
  “黄，你完全知道我们的情形的。”她停了一下，用固执的语气继续说，“我不能失掉他。”
  安妮的话，使我心跳加速。纵然一包慢性毒药并不比一把刀来得仁慈，我也只得骗她：
  “你绝不会失掉他的！或许他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原因，不便宣布他的行迹。你不要着急，我负责替你去找！”
  一连好多天，这段不平常的经过都使我疑惧不安。最感困扰的是，我始终不了解云叔的观点。以后又跟他谈过几次，对他的想法，还是丝毫不能接受。“难道爱情真是盲目的？”我不断地想否定它，但总敌不过事实的肯定，因此，我无法不承认爱情是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那么只要不违反一般的道德和法律的话，一个人对于恋爱对象的取舍，没有是非之可言，而第三者之去论是非，尤为多事。当我这样想时，便只为云叔放弃如此一往情深、婉丽多姿的安妮而叹惜，不再去追索及责备他为什么对安妮负心了！
  可是对安妮呢？我唯一的希望是女孩子心性善变，会很快地移爱于别人。因此到相当时期以后，我认为时间或许已冲淡安妮对云叔的感情时，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罗织了云叔的许多缺点，暗示她不必再对云叔抱有任何希望。
  从寄出那封信之后，便不再接到安妮的信。我始而有轻松之感，继而爽然若失。我和安妮的友谊，可怜，成了云叔和安妮爱情的殉葬物！
  但，事实上我和安妮的友谊依然存在。
  那是在半年之后，我因事到上海去，一天傍晚经过外滩，忽然有一辆美国海军的小吉普车在我面前约五码的地方紧急刹车，发出一阵非常凄厉难听的声音。车中一个金发女郎向她同车的美国水兵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跨下车来。等她回过身来，我才看清楚原来是安妮。
  “黄！”
  “我不认识你了。”她穿一件图案非常复杂的衣服，一头长发卷起来在上面梳了个高髻，戴一副很大的金耳环，就像电影中所看到的吉卜赛女郎。真的，如果在闹市中擦肩而过，我一定不会发现她。
  “你还是那种随随便便的样子。过得快乐吗？”她亲切地说。
  “还好，你呢？还在美龙？”
  “不，我现在是吧娘，你没有看到我刚才跟一个花旗兵在一起？”
  “看到的。”我说，“你母亲好吗？”
  “嗯！”她点点头，又接着说，“她常提到你，说你人很好！”
  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应该是：另一个人不好！可见她母亲对云叔也颇为不满。因此我本来想说去看看她母亲，也便改变主意，随口问道：
  “你在哪一家酒吧？”
  “朱葆三路。走，到我那里去玩。”
  “到你家里？”
  安妮不答，招呼了一辆三轮车将我载到她的酒吧里，听到的是嘈杂的人声和狂热的音乐，看到的是似有若无的灯光，闻到的是空气中弥漫着的强烈的酒味和烟味。我跟着她从桌子和桌子之间的微小空隙通过，不断地有人拉她一把、叫她一声，甚至有人紧紧搂抱她，一些淫欲的字眼混合着酒气喃喃地吐出来。她呢？或者报以一吻，或者一句诅咒，或者使劲推开，应付的方法不一，而原则在摆脱纠缠，这当然是因为我和她在一起的缘故。
  好不容易地，我们坐上了酒柜前面的高脚圆凳。她打开皮包取出烟来，一面点火，一面问我：
  “我请你喝一杯白兰地好不好？”
  “安妮，这地方我觉得……”我非常笨拙地，不晓得用什么适当的字句来表达我对酒吧的讨厌。
  “大概你不常来这种地方，觉得太乱，是不是？那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说完，她向立在酒柜后面的人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拿起皮包领我穿过一条黝黑的弄堂，来到一间小房间里。里面放着一张圆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床。接着，侍者送来大半瓶白兰地、两只酒杯、一盘杏仁。她斟满了酒，举起杯来，我便也端杯与它轻碰，喝一口放下，她则一口气便喝了大半杯，使我深为吃惊。我问她：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大的酒量？”
  “你们不是有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不对！”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酒吧的规矩？你们陪客人喝的不过是糖水。”
  “但是这并不能禁止我自己花钱买酒喝。”她又喝了一大口，“你要不要买酒？照市价六折。”
  “不要！”我把她扯开去的问题拉回来，“我要劝你戒酒，喝酒对你没有好处！”
  “怎么没有好处？它能给我快乐！”
  “难道快乐一定要从酒里去找？”
  我不假思索地说了这一句，忽然又懊悔不该这样说。这时她又点上支烟，斜吊在嘴角，睨视着我：
  “不从酒里找，那到什么地方去找？”
  我哑然。
  就在这沉默中间，她第二杯也干了，开始去倒第三杯。我毫不考虑地按住她的酒杯说：
  “你是在向我示威？你快醉了，安妮！”
  “就是要醉了才痛快！”她双手抱着酒瓶说，“只有在醉的时候我才觉得生命有意义，世界也还可爱。”这时候，她仰面望着上面。“我原谅一切罪恶，也更爱我所爱的一切。”然后又低头看着我，“你说，你在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想的？”
  “安妮！”她的失去光彩的双眼，脂粉所遮不住的憔悴，以及一直在微微颤抖的手指，使我无法缄默。我说：“恐怕你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忠告，不要喝得太多，要保重你的身体。”
  “身体？何必去爱惜身体？它是属于那批烂水手的！”
  她又喝了一大口酒，紧闭双唇，嘴角现出两条怪难看的纹路，仿佛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气，这一切真使我不忍再看。我很想破釜沉舟地规劝她一番，但是那样又必然提起她那伤心的历史，似乎应该有所顾忌，因此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我说：
  “安妮，纵然你不顾惜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在这世界上毕竟还有关心你的人，譬如说你母亲，我……”
  不想这两句轻描淡写的话，倒收到了效力，她开始收起了她的偏激和毫不在乎的态度，伸出手来，让我握着，用感激的声音说：
  “黄，我妈妈说得不错，你是个好人。”
  从她温暖的掌心里，我取得欣慰，但更多的是痛苦。她的堕落性的职业，她的放纵于烟酒，显然都是在失恋以后，泛滥的情感需要获得一条宣泄的出路，才有这种自我虐待式的生活形态出现。不过，我现在已不想去追索这错误在哪里，应该由谁来负责，只惦念着安妮是长此颓废，真的是慢性自杀了呢？还是有振拔的勇气和决心？
  “我……”她说了一个字，摇摇头向我苦笑。
  事实上如果我不能再一次去说服云叔，那么照云叔的建议去做，倒是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可是我毕竟没有。是不是他们那段可怕的经历也刺伤了我，不愿再加参与？还是深恐徒费心力，怕承受失败？抑或是我有自作多情的想法，要避免成为云叔的替身？连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总之，那是一种朦胧复杂不可究诘的意识。
  秋去冬来，转眼又是桃李春风、满眼芳菲的时候。好多个黄叶旋舞，或者围炉小饮，或者晴郊闲步的日子中，我和云叔谈到安妮。不尽低回以后，继之以无声的喟叹。我只在心底为她祝福，从不敢写封信去问候。那么如果说云叔是懦夫，我又何尝不是呢？
  之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中文写得非常拙劣，信是用法文写的，我请人翻出来的译文是如此：
  亲爱的黄先生：
  我是含着两行眼泪写这封信给你的，但希望你不要难过。
  安妮自去年春天从你那里回来以后，性格大变，养成许多生活上的坏习惯，日甚一日。由于一半是从小的惯纵，一半是怜惜她的失恋，我竟无力去约束她。这样到了秋天，她忽然又变得沉静起来。我正在高兴的时候，谁知她已患了肺病，发现时，已进入第二期。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打击！对安妮和我。为了生活问题，她不肯躺下来休息，事实上真也不许可她休息。我靠替几个中国孩子补习法文，可以勉强维持房租和伙食，但是安妮吃药打针的钱呢？一方面她以她工作的收入来买药，而另一方面工作使她病情加重，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之后，我不得不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告诉你：除非有奇迹出现，安妮是完了！
  在病中，她常常提到你，暗示地告诉我，希望能在辞别这世界以前，还有看到你的机会。因此，我从你给安妮的信封上找到你的住址，写这封信给你。看在一个垂死的无辜的女孩子，和一个漂泊异国，无家可归，即将失去她唯一的亲人的老女人的面上，亲爱的黄，我要你立刻来看安妮！
  至于对伊里奥，安妮绝口不提他，我也不愿再谈此事，仁慈的上帝，会做公平的裁判。不过，我认为有一点事实必须指出来：他到现在还存在安妮心中，至今她的枕头下还藏着一张伊里奥的照片，不愿让我发觉。因此，是否要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伊里奥？你可以做一决定，你是最有资格来做这一决定的。
  愿上帝降福于你！
  卡华荔 四月十九日
  这是安妮的母亲写来的。不需要做任何考虑，我立刻找到云叔，默默地把那封信交出来。看完信，云叔随即哭了，泪水滴在信笺上，呈现出一片模糊的蓝色。他哽咽着说：
  “想不到我真是给了她一包慢性毒药！”
  “你先不必伤心！”我慰劝着，“或许不如信上说的那么严重。什么时候走？”我看看表说，“六点钟的车还赶得上。”
  “六点钟的车怕来不及，我要筹点款子，今天又是星期……”想了一会儿，他接下去说，“准定最后那班快车走。你先打一个电报告诉她。”
  于是我打了电报，又打了电话给我的长官，请准了三天事假，备办了安妮所喜欢的土产，然后在一夜惊魂自扰之后，终于到了安妮的家。
  “谢谢你，黄！你没有使我失望。噢，伊里奥也来了。”电报中没有说明云叔也来，所以安妮的母亲稍感意外。
  “妈妈！”云叔一直跟着安妮这样叫的，“一切是我的错，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安妮的母亲用一个宽恕而欣慰的微笑回答他，然后招呼我们进去。房间里相当凌乱，云叔迫不及待地问：
  “安妮呢？”
  “她昨晚睡得很好，现在还没有醒。”
  正在这时，前房有叫人铃响，云叔便要开门进去。我拦住他说：
  “你这样突然出现，恐怕对她是刺激。慢一点！让我先进去。”
  安妮的母亲也同意我的见解。于是她推开门让我进去。黄色的毛毯铺在床上几乎是平坦的，但下面盖着安妮的躯体，仅只看到这一点，我便禁不住一阵凄楚。
  “安妮，你看谁来了？”
  “安妮！我来看你来了。”我抢前一步，装出非常愉悦的声音说。
  她微笑着看我，那一嘴洁白的牙齿，显得很阔大。
  “安妮……”
  “不要走近我。”她用微弱而清彻的语调说。
  我懂得她的意思，但我怎能退缩？
  “不要紧。”我借此很技巧地安慰她，“肺病并不可怕。”我坐在她床边说：“安妮，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伊里奥也来了。”
  “啊？”她的双眼睁得很大，向房门看了一下。好久，她说：“我不想见他。”随即闭上双眼，头往一旁侧去，像是极力在忍住眼泪，不让它流出来。
  “一切出于误会……”我说，“最好让伊里奥自己来向你解释和道歉。我叫他进来吧？”
  还来不及获得安妮的首肯，云叔便径自推门进来。我和安妮的母亲立即退出去，让他们上演那幕无法预测结局的人生戏剧。
  “我对伊里奥的到来，并没有存有希望，想不到他真的来了。”安妮的母亲说。
  “是啊！”我说，“我相信伊里奥来了之后，一定对安妮的病有帮助。”
  “中国人太好了！”她在我的额上亲了一下，“绝望的我，现在又充满了希望！”
  云叔一手把安妮毁成这个样子，而我不免有帮凶的嫌疑，现在不过刚是补救的开始，她就如此感激，“太好”的实在是这位可怜的外国老太太。
  我这样想而没有说出来，只是尽力安慰她。然后我们谈到安妮的病历和今后的办法，我告诉她，云叔已筹好款子，准备送安妮到医院去。她则表示，只要对安妮的病有益，无论在家休养或是住院治疗，她都赞成。
  我一面跟安妮的母亲谈话，一面分神注意另一个房间里的情形——一会儿呜咽，一会儿低语，完全听不清楚。这样一小时之后，云叔揉着双眼，开门出来。安妮的母亲进去照料病人。我问道：
  “你向她提到住院的事吗？”
  “还没有谈。你看，住哪个医院？”
  “我看最好问问安妮自己。”
  “对！挑她自己所喜欢的。”
  于是，我们叩了两下门，得到回答之后推门进去。安妮正倚在她母亲怀里，让她梳理那头已失去光泽的长发。
  “给我一面镜子，伊里奥！”她说，“半年来我怕照镜子，甚至不敢细看脸盆里的水。但是，今天我看看我自己。”
  “没有镜子。你讨厌镜子，我把它们都丢掉了。”安妮的母亲说。
  “那么扶我到外房去，衣橱上有镜子。”
  怪不得我看到那口衣橱上蒙着条被单，原来其故在此。
  “安妮，你不必照镜子。”云叔说，“你瘦了一点，可是比以前更美丽。”
  “更美丽？”安妮感叹道，“不过也快衰败了！”
  “不！”云叔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我完全错了！一切的一切，绝不是最美丽的时候也是快衰败的时候，而是凡是美丽的必定是永恒的！”
  “纵然你是谎话，我也相信。”安妮闭上眼说。
  “不是谎话，安妮……”
  “云叔！”我阻止着，“有空的时候再跟安妮辩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早一点决定住院的事。”
  “噢，对的。”云叔走进去握着安妮的手说，“你爱到哪一家医院？‘虹桥’？近一点就到亨利路的‘养和’。”
  “我哪一家也不爱，爱躺在这里。”安妮睁开眼说。
  “你看你，又不听话了！”安妮的母亲说。
  “就这一次，妈妈。”
  “不，安妮，”我说，“你没有理由不去，医院里有完善的设备，你的健康可以恢复得更快！”
  “太寂寞！”
  “那有什么，白天我们可以陪你，晚上妈妈陪你。”云叔说。
  “不！”
  只说了一个字，她闭上了眼。我们交替着苦劝，无法改变她的意志。自然，像她这样虚弱的人，不宜多烦扰她，只好慢慢再说。下午，请了她的主治医师刘博士来出诊。在病人面前医师倒是一番安慰的话。最后我跟医师去取药，在车厢里谈：
  “刘博士，你看还有没有挽回的办法？”
  “很难。”他摇摇头，然后问我，“那位方先生跟病人是什么关系？”
  “极要好的朋友！”
  “我想也是的。他经济情况如何？”
  “还可以！”
  “那我就用最花钱的方法……”
  “没有问题！”我不等他说完就抢着回答，“只要能治好她，我那朋友花多少钱都可以。”
  “不是这个意思！”刘博士苦笑道，“安妮的病早已绝望了！我不过是想叫令友事后在感情上有所安慰，总算已尽了人事……”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的脸，忽又收起他脸上的忧郁：“不过精神治疗常有不可思议的效果，我，我或许应该乐观。”
  我知道刘博士是在安慰我。但诚如安妮所言，“纵然你是谎话，我也相信”。而且，我又用加强的语气告诉云叔和安妮的母亲，他们当然会比我更相信这句话的“正确”性。尤其是云叔，他在精神治疗上所下的“药”，分量极重。这天下午，当安妮睡醒服药之后，有比较好的精神可以跟我们谈谈时，云叔说：
  “安妮，等你一好我们就结婚。我想半年之后就可以了。”
  “对了，所以你更得好好休养。不但为你自己，也为了伊里奥。”我附和着说。
  “不要谈这个。”她答。
  “怎么？你难道还不相信我？”云叔真的急了，他蹲伏在她床前，大声地说，“我要你现在就成为伊里奥夫人，千里是我们的证人。你看，这是我给你的戒指。”
  说着，云叔脱下他的戒指，要替安妮去戴。她轻轻缩回自己的手，然后又伸出手来抚摸着云叔的头发，说：
  “你太激动了！并非我不相信你，而是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慢慢你就知道了。”
  “不！你现在就得告诉我。”
  “你真傻！”安妮叹口气，“我带给你的痛苦，已经太多了，又何必在我死后再给你加上一层精神上的负担和束缚？”
  这句话又使云叔哭了一场。因此使我想到，爱情真是一样极神秘的东西，它可以使人变得异常坚强，也可以使人变得极度脆弱，如安妮和云叔，就是一个显明的对比。我们之来，仿佛是替安妮带来了生机，而事实上她并没有自己骗自己，从她的说话和态度上看来，她对自己并不存有希望，不过那不是痛苦的绝望，而是勇敢地接受一个难以避免的不幸的事实。
  我这种想法，很快地获得证实。那是第二天上午，安妮的母亲上菜场去了，云叔则是去接洽一笔汇款，只有我一个人在陪伴安妮。她问我：
  “如果一个人不能同时获得生命和爱情的话，黄，你选择哪一种？”
  “爱情！”
  “我想你也应该是这样的。”她点点头表示称许。
  “可是如果两样都能得到的话，岂不更好？”我故意不用眼去看她，“譬如你。”
  “那你就想得太理想了。”她笑笑说。
  “不是理想，事实确是如此。”
  “事实会证明你的想法错误。”
  “安妮！”我感到痛苦，“你没有理由对自己绝望。以现在的医学发展来说，肺病并不是不治之症，最要紧的是你得恢复你的信心，保持心理的健康，才有生理的健康。”
  “你说得不错。可是我的病有谁比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呢？肺病就是消耗，你看consumption（肺病的英文，也有消耗的意思 ——编者注）这个词就知道了。我的生命消耗到什么程度，无疑地，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安妮，”我打断她的话，“你讲得太多了，睡吧！我替你拉上窗帘。”
  “不，我现在很舒服，你听我说下去。”她说，“为了爱，生命的消耗不是消耗而是充实。这话也许说得不够明白，不过我确有充实的感觉。一个人在爱抚中死去是最幸福的。”她脸上现出一片异常愉悦安详的神色：“而我，有妈妈，有伊里奥，还有你这样可爱的朋友，我觉得我所得到的安慰已经太多了。”
  “但是，”她忽然变得凄惶地说，“我所怕的是你们不会跟我一样想！你或许比较看得开，妈妈和伊里奥呢？”她强忍着眼泪说下去：“黄，我真感激你来看我，我死后请你照顾我的妈妈，同时，同时开导开导伊里奥！”
  我再无法逗留在她面前，走到外面那间房，茫然地朝外看着。窗外，一个花匠在修剪法国梧桐，一对中年夫妇推着一辆婴儿车在金黄色的阳光下悠闲地漫步，几个外国孩子戴着大得不相称的手套在投垒球……
  我从玻璃柜里找出小半瓶白兰地来——该是安妮喝剩下的。那种琥珀色的液体，镇静了我的神经。“是如此美丽的一个灵魂！”我想，澄澈的理智和至深的情感，融二为一，安妮居然表现出生命意识的最高形态。想不到诸般苦难竟是大大小小的刻刀，把这个善良的灵魂修饰得如此醇美无疵！可是，也因此而不免雕琢过甚，舍貌取神，变得无所寄托。“彩云易散，琉璃易碎！”想到这里，我真愤恨造物何以如此不仁！
  转眼三天假期满了，我必须搭夜车赶回去，临走之前我向她握手道别，说：
  “过三个星期再来看你。好好养病，不要多想。我相信再看到你时，你的健康状况一定有很大的进步。”
  “一定来，三个星期之后。噢，妈妈，请你去打电话叫车。”
  她向我和云叔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不要表示异议。目送着她母亲离开房间后，她叫云叔扶她坐起来轻声说：
  “不要让妈妈看见，我有东西给你们。”
  不知何时，她枕边放着个非常精致的锦盒，她打开它向云叔说：
  “可惜我不会写诗。”
  递给他的是一片红叶——那也就是云叔给她的。上面写着“爱你”——“安妮”的谐音。
  “这个给你，是我最得意的一张。”
  我得到的是她的一张四英寸半身照片。后面写着：
  给我的应该忘记国籍的朋友黄千里
  安妮
  那是件多么隆重而又难以接受的礼物！薄薄的一张相片，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看看云叔颤抖的嘴唇和手，强笑道：
  “吉兆，吉兆！你快从深宫里放出来了！”
  “那就是说我将不再过那种严肃的生活？”她马上接过来说。
  与我们沉重的心境相反，安妮显得很愉快轻松，好似一个用功的学生解决了一道繁重的数学题一般。
  回来销假以后，处理积压着的没有时间性的公务，倒成为我的一种排遣。到下班回家，必定有一封云叔的信在等我，有时写得很短，有时很长，或者是一张邮片。那些信，有时使我发愁，有时使我感到安慰。而不管发愁或者安慰，都不仅是为安妮或云叔，而是既为安妮又为云叔。因为他们不是我的两个朋友，而是两倍分量的一个朋友。
  安妮的病有时很好。云叔在信中说：
  今天睡眠非常之好，咳嗽也极少。下午天气很暖，她要我打开窗子，让春风来探望她。五点钟左右，在我所念的惠特曼选集中睡去。精神好的时候，她常要我念诗给她听，所苦者是材料难找，穷愁哀苦之音太多，非她所宜，节奏明快、充满生机的诗，我真想不起来谁的集子里才有？
  有时极坏：
  据妈妈说：昨晚安妮咳了一夜，双眼枯陷得怕人。找了刘博士来看，还不是那一套“慢慢来”“精神治疗”。骗钱的饭桶！
  有时哀愁欲死：
  希望是希望，事实是事实，看来我总不免枉具痴心。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像掉在井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最令人伤心的是她没有半点怨恨我的意思，仁慈比责罚更为严厉，斯之谓欤！每天看着瘦不盈握的她、愁眉苦脸的妈妈，我快要发狂了。真的，万一她有不测，我是否在情感上负担得住，毫无把握。到那时若是没有人笑我懦弱，那么跟她一路走，或许是最聪明的办法。
  有时欢乐逾恒：
  你来信说：即或安妮不测，我也应该觉得幸福，因为有一个可供我终生回忆的人。这话不错，不过还不致如此。我终于不能相信安妮会死。太不可思议了！人定胜天这句话，让我们合力来证实它！
  今天她有很好的精神来听取我的婚后计划。经过这次“浩劫”，我真视富贵如浮云。不久我也要皈依天主，等安妮一康复就结婚，家母纵不赞成，我也只好忤逆不孝一次。那时栖霞深处，结茅而居，庋书万卷，藏酒百斗，只许黄千里一个人上门。如何？
  来时带点香榧和核桃糖来，她馋得厉害。
  最后，当我准备再度去上海时，接到这一封：
  千里：
  病情原在时好时坏中，但自前天起，大为恶化，而今天又突然变得很有神气。傍晚量热度，打破了三个星期中的最高纪录，我恐怕是她的生命之火在做熄灭之前最后的燃烧。所谓回光返照，不就是这种现象吗？我害怕得很，需要一个较为坚强的人在旁边支持我。接到信马上来，愈快愈好！
  我和她之间的路，快走到终点了。是我的哲学误我，还是我辜负了我的哲学，我现在无力去辨别。总之，我觉得她热情奔放，我保守退缩，相互之间，原有距离，但谁想得到我们和谐一致时，却是个不可收场的大悲剧，天公如此安排，岂我所能甘心？
  方寸已乱，无不尽意。何时来，先示一电。
  云 五月十一日
  那信是同样两通，一封寄到我的寓所，一封寄到我办公处。赶到安妮家里，正逢刘博士一个人出来，他向我点点头说：
  “还来得及见一面。”
  我不说什么，径自上楼。安妮的母亲双眼肿得像胡桃一样大，云叔则似失去了知觉一般。而安妮，气息仅属，已在弥留的状态中。
  “怎么得了？”
  安妮的母亲一看见我便放声要哭，随即又自己紧掩住口，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安妮，安妮！”我上前叫她。
  安妮幽灵似的张开双眼。微弱的目光，对于我像是两支利箭。
  “……”好像是她在说话。
  “要什么？安妮！要什么？”
  “啊……”
  “龙眼？”
  “……”
  “……”
  “不要乱，我来问她。”
  我止住他们，低头在她耳边说：
  “你说什么，安妮？”
  “红叶。”
  “红叶！”
  云叔立刻像被一群马蜂蛰了似的，满身乱抓乱摸。最后，我在他贴肉的衬衣口袋里找到了它。
  “叫她！拿给她看！”我向云叔说。
  于是，我扭开台灯。云叔拿着那片红叶悬在她眼前说：
  “安妮，你的红叶，你看见了没有？”
  没有回答。
  “你说！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就笑一笑。”
  “安妮，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就笑一笑。”
  安妮紧闭双眼，没有回答。
  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她是看到了，因为她终于留下一丝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