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光璀璨
第四章
星光璀璨
新加坡虽是弹丸小国，却也是名人辈出的地方。有开国元勋李光耀，有商业天才、企业巨子李光前、邱德拔、黄祖耀；有多才多艺、行医济世的林文庆、曾秋坤；亦有文化名人和乐坛天后蔡澜、孙燕姿……这些“璀璨的星光”，各自为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医学和娱乐界等领域撑起一片天空。
国父李光耀
提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时，许多名人政要都对其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其为“20世纪、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是一位亚洲创造经济奇迹的人物”。这位被视为新加坡奠基人的传奇人物，连续执政31年，以时间轴的方式见证了新加坡由困境走向繁荣。
2000年，李光耀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坐在他右手边的是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
◎最年轻的总理
1923年，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家庭。他的祖父虽是位地地道道的华人，却穿着考究，作风西化，就像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祖父从小便对李光耀施行英语教育，让英国人的文明、能力和高效的风格在孩童心中播撒下了种子。
1940年，18岁的李光耀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福士学院，但日本人对新加坡的占领迫使他中断学业，不得不从事多种职业求生。这段岁月使李光耀深知权力才能改变社会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光耀赴英学习法律，回国后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然，他的终极目标不是为老百姓打官司，而是通过这条途径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通过一次次辩护与活动，李光耀逐渐声名大噪，在工会与学生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并于1954年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自此步入政坛。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由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也就是在此时，李光耀充分显露出了他的出色政治头脑。他代表工人同英国殖民当局谈判，出谋划策，最终达成有利于工人的协议，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竞选条件艰苦，新加坡人口复杂，种族多元，李光耀每晚都要进行3场到4场演说，在户外的溽热中来回奔走。
最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李光耀宣布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当时的他年仅35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1965年，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宣布独立。
2010年，李光耀与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明博握手。
◎情感与现实的距离
美国“风云人物”节目的主持人曾在访谈中问过李光耀“最难做出的决策是什么”，李光耀的回答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和情感的问题，就像语言课题。对于李光耀而言，确定国家通用语，是一个需在情感与现实之间做选择的难题。
从情感上讲，李光耀是偏向于华语的。在他还是一名律师时，华文学校的学生领袖多表现出活力与朝气，而英语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则多表现得冷漠而缺少自信。因此，无论是华人身份，还是对华语的喜爱，都让李光耀对华语有着更深的感情。但在指定语言政策时，李光耀态度明确：必须将英语作为国家通用语。
在情感与现实之间，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人，他的选择必须也只能站在现实一边。纵观新加坡当时的状况，虽然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有70%的高比重，但同时也使用着马来语、泰米尔语等。而且，新加坡需依靠国际贸易，需使用能顺利开展贸易工作的通用语。
于是在1979年，李光耀政府确定了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这一举措霎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反对英语为国家通用语的声浪持久不息，尤其是华人家长们，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儿女尚能接受全华语教育，在民选政府下却必须以学习英语为主。
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民族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言，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尽管不断有人曾提议将华语作为国语，但李光耀始终坚持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李光耀还反对把华人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列入学校教程，以免因华人说不同方言而把社会“撕裂”。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中文相关的就业机会逐渐减少，因而越来越多的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英校就读，华校走向了衰落。为了缩小情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李光耀在1978年精选出9所华文中学注入师资，这些学校历史悠久、基础良好，师资力量的注入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教学水平。后来，新加坡在为全国中学进行排名时，特选华校在十大中学中占了6所。
2002年，担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李光耀病逝后，民众献花和手写卡片悼念这位将毕生奉献给新加坡的人物。
◎“新加坡有限公司”
如今的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不到3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起航，奔赴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航班频繁起落，往来于这里和全球逾220个城市。然而时间回溯，50年前的新加坡全然不见现在的辉煌样貌。
1965年3月9日上午0点，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新加坡独立。当时的新加坡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弹丸小岛，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生存并非易事。然而正如李光耀在独立宣言说的那般：“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多少有些悲壮的味道，但这也是新加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为了谋求发展，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开始了一系列发展工业及经济的举措，如重视制造业，成立裕廊工业区，为外国企业提供优惠，等等。效率、效果成本以及收益成为了李光耀和他的政府制定政策的标准。于是，人们将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国家戏称为“新加坡有限公司”，这一戏谑的称号正道出了新加坡商业立国的本质。执政后，李光耀和他的同僚运用权力保持国家的高效，让这个大海中的“小虾”紧紧依附于经济全球化的巨轮，在汪洋大海中成功借力每一轮东风。
在李光耀执政期间，新加坡政局稳定，政府清廉，文化多元发展，令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为之瞩目。
1990年，67岁的“国父”李光耀正式将总理一职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吴作栋。但作为纵横政坛多年的风云人物，他对国家的影响力依然不减，直至2015年3月逝世。对于李光耀的政绩，有人歌功颂德，也有人称其为“独裁”，究竟他在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面孔，也只有留给后人去评说了。
传奇人物林文庆
他出生于新加坡华侨家庭，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名医，又是勇于开拓的企业家；他能在立法会议上雄辩滔滔，也能将国学风韵娓娓道来；他是忠实的新加坡公民，又是赤诚的民族主义者，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新加坡历史和华人史上，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他——就是传奇人物林文庆。
◎多重身份的传奇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同的人、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会折射出不尽相同的光彩。正如人们对于林文庆的认识——他是医生，又是实业家；是儒生，又是革命者……
他获英女皇奖学金而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是一位手到病除的名医，被尊称为“当代华佗”。
他是改革家，早在1898年便发起剪辫运动，反对吸食鸦片，提倡女子教育，积极改革南洋华侨社会习俗。
他是实业家，开辟了新加坡首家橡胶园，他开办药房、组织银行，创办了“华侨保险有限公司”。
他是革命家，曾营救康有为、协助孙中山营救革命盟友，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外交部顾问。
他是社会活动家，是海峡殖民地立法会中唯一的华裔议员，位高权重，也曾担任“海峡哲学研究会”的会长，成立了“华人好学会”社团，创办过《海峡华人杂志》。
他是教育家，创办了“英王爱德华医学院”与“新加坡女子学校”，在厦门大学任校长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
厦门大学里面有一座林文庆雕像，旁边是文庆亭。
他是儒学家，筹建孔庙学堂，在厦门大学成立“国学院”，他能用英语讲解儒家思想，还将《离骚》译为英文，并发表多篇儒学研究著作。
他是语言天才，精通英语、马来语，知晓巫文与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并熟谙闽、粤、潮州等方言。
……
林文庆一生多姿多彩，在不同领域都取得过卓著的成绩，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成就，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他精彩的米寿人生，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医术“特别”的一代名医
提到“香港脚”，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足癣，是热带地区常见的一种脚病。1932年，当时还是厦门大学在校生的新加坡教育家邱新民染上了这种惹人讨厌的脚病，又痛又痒，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当邱新民来到校医院就诊时，医生给了他一瓶黄色的药水。擦了这种药水，他的脚很快就脱离了苦海。这种黄色的药水就是林文庆发明的。当时林文庆在厦门大学任校长，他发明的药水使许多人受惠。
不仅仅被“香港脚”患者熟知，在新加坡人的眼中，林文庆同样是一位妙手回春的神医。说起从医经历，还要从他的父亲说起。林文庆的父亲是鸦片种植园的助理管理人员，一次，父亲不小心被植物刈伤，竟然中毒不治身亡了。从此，林文庆立志研究医学，济世救人。
林文庆母校爱丁堡大学
1887年，学习成绩优秀的林文庆获得了英女皇奖学金，随后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深造。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1893年，林文庆从英国返回新加坡。由于他医术高明，辨证施治，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医生。不过在医学技术落后的时代，他的治疗方法显得很“特别”。这一年，时驻新加坡的中国总领事黄遵宪被诊断患上了“痨病”，看了许多医生都没有治好。黄遵宪心灰意冷，准备向清政府呈文辞职。就在这时，黄遵宪听说林文庆中外医术兼通，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请来了林文庆。林文庆虽对“痨病”没有特效药，可他一见黄遵宪由于长期卧床而营养匮乏、体力不支，又知道黄遵宪略懂中医里的“狗肉滋补肺气”，便向黄遵宪说食疗可以对付“痨病”，又说根据自己对犬类动物的研究，狗肉能对肺部起到食疗效果，因此他的处方是让黄遵宪多吃狗肉。
阿拉伯街是新加坡一条很古老的街，林文庆曾被日本人关在这里。
黄遵宪听了林文庆的话，像是找到希望，开始大量食用狗肉。黄遵宪本来就视狗肉为美味佳肴，再加上狗肉本身有进补作用。一段时间过后，黄遵宪的体力得到了补充，“痨病”的症状自然消失了。黄遵宪惊喜万分，亲自赠送了一块上书“功追元化”的匾额，赞他“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这件事一时被传为了佳话。
◎身陷非议的大学校长
1921年，厦门大学创建人陈嘉庚邀请林文庆到厦门大学担任校长，当时，52岁的林文庆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受人敬仰的实业家了，但他义不容辞地放弃了在新加坡的行医和商业生涯，毅然前往厦门任职。现任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代表校方发言称：“林文庆主持厦大校政16年，也是厦大奠基创业的16年，初步实现了厦大‘南方之强’的办学目标，为厦大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持校务期间，林文庆大力提倡英语和国学。他曾亲自测试学生的英语口语，并把成绩通报全省，积极推动了当时福建省的外语教学。他还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不遗余力地倡导国学。1934年，厦门大学经费发生危机，林文庆只身南渡，多次往返于厦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之间，募得了20万元经费，帮助大学渡过了难关。在厦门大学任职的前几年，林文庆不拿薪水，有时他给人看病，所得的诊金也都捐献给了学校。林文庆在厦门大学任职16年期间，在荒岛上建立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府。直到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林文庆辞职回到了新加坡。这时的林文庆已是一位68岁的老人，几乎两袖清风。
比达达利坟场大门，林文庆就安葬在这里。
但这样一位含辛茹苦的校长为什么会遭受非议呢？其中一个原因是1924年，林文庆发表了“尊孔”演说，演讲内容被很多学生视为思想迂腐守旧，不适合带领学校走进新时代，要求他下台。即使如此，林文庆依然在陈嘉庚的支持下筹组了国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另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回到新加坡的林文庆迫于形势出任“华侨协会”会长，“受日本人差遣”。但后来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林文庆之所以接受了这个耻辱的职务，一是形势所迫，同时也是为了借和日本人合作，保护华侨领袖，并协助接管养老院、孤儿院的工作。研究还显示，新加坡沦陷期间，林文庆始终不甘心受日本人差遣，经常借酒消愁，甚至几次寻死。他还经常用法语对别人说“谢谢”，因为法语“谢谢”的发音与闽南语的“不久就要死了”非常相似（林文庆祖籍福建，精通闽南语），表现出一种厌世的情绪。1957年1月1日，林文庆在新加坡去世，终年88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文庆的贡献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肯定。
橡胶大王李光前
从清苦孩童到商业帝国的掌舵者，中间的距离有多远，没有人能说清道明。但李光前用自己一生的时间丈量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当年，他一文不名时踏进新加坡这片土地，最终打造起了一个拥有橡胶、黄梨等的庞大“王国”，并一跃成为金融骄子。
华侨中学内的李光前博士雕像
◎两遇贵人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他的父亲李国专原是一名乡里的塾师，后因家境贫寒前往厦门经商，最后又带着李光前前往新加坡谋求生计。这一年是1903年，当时的李光前只有10岁，却不得不跟着父亲乘船出海。深秋时节，海风夹杂着冰凉的空气向这艘船袭来。船上很多人都是从福建背井离乡，要到南洋去谋生计的，个个衣衫单薄，在冷风中冻得直打哆嗦。
当时，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也在船上，他看到大家被寒风折磨得痛苦不堪，就吩咐仓库保管员：“我姓陈，你通知乘客，每人可以领一条毯子，费用由我来出。”谁知，那位保管员没有明白陈嘉庚的意思，通知出来后竟然变成了“乘客中姓陈的，每人发一条毯子”。为了能得到毯子，绝大多数乘客都谎称自己姓陈。
没多久，陈嘉庚走进船舱，见一位少年只着单衣，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陈嘉庚连忙去问没领毛毯的原因。没想到少年竟说：“保管员通知说姓陈的人才能领毛毯，我姓李，不能冒姓去领。”少年这种诚实的举动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少年就是10岁的李光前。这次见面后匆匆一别，但李光前与陈嘉庚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座位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旁的展馆中有100多万件动植物标本，其中很多是稀有动植物标本。大楼外形奇特，仿佛岩石中露出的史前岩洞，洞口被植物覆盖着。
再次见面是1916年，那时，李光前已是一位23岁的青年，不仅精通中文、英文，还熟知当地的风俗习惯。
一天，李光前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天正下着雨，路上的行人都很匆忙。这时，陈嘉庚也冒着雨来买食物，谁知雨越下越大，拦住了陈嘉庚的去路。李光前认出了陈嘉庚就是当年慷慨帮助乘客的人，忙把自己的伞递过去。就这样，两人建立了联系。
第二天，李光前到陈嘉庚的公司去拿伞，恰好遇到一位美国商人前来洽谈生意，可公司职员没人能听懂他的话，都犯起了难。李光前当即上前为双方翻译，促成了这笔相当可观的交易。从此之后，李光前便来到了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工作。这一次意外的重逢成为了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对橡胶的需求量激增，亚洲橡胶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李光前勤奋好学、眼光独到而敏锐，很快就掌握了橡胶的生产知识，并成功打通欧美市场，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在李光前的带领下，橡胶业务很快成了公司“强有力的支柱”，陈嘉庚的事业也由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嘉庚可谓李光前人生的贵人，正是由于他的赏识和支持，李光前在开创事业的道路上始终向前。当然，这也与李光前德才兼备、年轻有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陈嘉庚更成为了李光前的岳父，为李光前日后开创自身事业铺平了道路。
◎从放牛娃到“橡胶大王”
尽管李光前从小家境贫寒，但父亲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教育。小时候，父亲就将李光前送入南安芙蓉老家的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为了能赚几毛钱生活费，李光前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有钱人家放牛。后来随父亲到新加坡后，李光前又进入英印学校继续学习。
有人曾问过李光前成功的“秘籍”，李光前道：“成功的一半靠勤劳与健康，一半靠幸运（就是机会）。”显然，李光前的勤劳好学和善于把握机会使李光前走上了成功之路。
1927年，李光前想自己开创事业，从事橡胶加工贸易。就在这时，李光前获悉一位英国人欲廉价出售一处面积千余英亩的橡胶园。经过考察和市场调研，李光前发现这处橡胶园土地肥沃、胶树良好，三五年便可收回成本，便决定把这个橡胶园买下来。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但李光前的岳父陈嘉庚并不像李光前本人一样看好这笔生意。陈嘉庚认为橡胶园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且总有老虎出没，工人不敢去割胶，园子迟早要荒芜。但李光前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还从英文报刊上获知，政府欲在橡胶园附近修公路。公路一通，交通问题便不再是难题，人流量增加后老虎自然绝迹，到时橡胶园的价格将会倍增。于是，李光耀四处筹集资金，最终以10万元新加坡币买下了这片橡胶园，并取名“芙蓉园”。
事实证明，李光前的眼光和决策非常正确。不久后，政府果然开始在橡胶园附近修建公路，园价也因此暴涨两到三倍。后来，李光前以40万新加坡币的高价将橡胶园抛售，不到一年净赚30万元，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大大充实了资金，并在麻坡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
李光前还将东方传统道德理念与西方现代管理经验融入企业管理和运作，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开拓精神和创新风格。
公司开业第三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但李光前凭借其在工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奋力支撑，始终在激荡的市场中屹立不倒。
1931年，各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李光前看准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紧握时机开展多种经营。几年时间，他的企业便扩展到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各地，成为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大王”。
◎商业帝国掌舵者
除了是知名的“橡胶大王”，人们眼中的李光前还是“黄梨大王”和“金融骄子”。
当南益橡胶公司在橡胶业日渐腾飞之际，李光前又进一步抓住机遇，扩大投资范围，这其中就包括种植黄梨和开办罐装加工厂。由于李光前经营得当，这些新开辟的领域在世界经济危机期中安然生存了下来。这之后，他的工厂加工的罐头销往世界各地，使他在“橡胶大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黄梨大王”的美称。
李光前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投资银行业。还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时，李光前便开始涉足银行业，并逐渐显现其优秀的金融智慧，到1928年时，李光前已经是一位出色的银行家了。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金融业岌岌可危，多家银行在金融海啸中风雨飘摇。李光前提议将华商银行、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在他和商业伙伴的努力下，华侨银行跃居新加坡华资银行之首，李光前后来还出任了该银行董事会的主席。凭着敏锐的眼光和多年的经验，李光前带领华侨银行走出经济危机阴影，使其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现在，华侨银行已成为了新加坡银行业的龙头，李光前更是成为了海内外著名的华人金融家。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844年，新加坡图书馆建立，这所公共图书馆几经搬迁改名，到1953年，李光前捐助了一笔钱建造图书馆大楼，并为大楼奠基。
银行家黄祖耀
黄祖耀生于1929年，是新加坡最大银行集团大华银行主席兼总裁。在奋斗岁月中，他的大华银行从只有一间分行的社群银行发展成为业务跨越银行、保险、股票、房地产等多个领域的大型跨国银行集团，是活跃于银行界和工商界的银行业巨子，也是多年来致力于华人社会活动的社团领袖。
◎魄力改革大华银行
同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相同，每当提及自身成就时，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父亲，家喻户晓的银行家黄祖耀亦是如此。
黄祖耀的父亲黄庆昌出生于当时的英属婆罗洲沙捞越古晋市。黄庆昌工作勤奋、精明强干，后在其岳父的资助下创办了黄庆昌公司，专营橡胶、胡椒等土特产品。黄庆昌经营有方，20世纪50年代时，黄庆昌公司已成为沙捞越最大的橡胶制造商和出口商，并在新加坡成立了庆隆公司。20世纪30年代初，新加坡华人日渐增多，工商业蓬勃发展，黄庆昌抓住时机，联合新、马两地的著名商人共同创办了大华银行。这一举措令黄庆昌最终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
黄祖耀
黄祖耀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成长，对华文和英文都十分精通，更拥有着出众的经济头脑。在父亲的要求下，黄祖耀20岁便停学进入庆隆公司工作。此后的几年，他奔波于新、马、印尼等地，表现出色，并在工作中结识了许多华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网络。黄祖耀的能力很快被年迈的父亲发现了，1958年，黄庆昌将黄祖耀调入大华银行当董事。成为董事的第三年，父亲黄庆昌辞去总经理一职，年仅31岁的黄祖耀成了父亲的接班人。从此，大华银行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成为大华银行的掌舵人后，黄祖耀在银行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新加坡的各大银行均以本地工商业为服务对象，作风较为保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祖耀似乎非常有向海外扩张的“野心”。他在银行设立外汇部，从事高利润的外汇交易；他还开设仓库部，给予客户透支和其他信贷便利。这两个部门大大扩展了大华的业务。黄祖耀在大华银行做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废除章程中“不得以非华族人士的名义分得或注册股份”的条文，为大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黄祖耀的母校中正中学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创立于1939年，是新加坡最早的男女混校之一。
1965年8月，新加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政府大力扶植本国经济，更要将新加坡塑造成一个国际重要金融中心。黄祖耀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积极开展经营攻势策略，不断成立新的部门，如设立亚洲美元市场、建立黄金市场等等，之后更成为了新加坡首家公开上市的银行。此后，黄祖耀还颁布许多重大措施，领导大华银行向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迈进。
除了在银行内部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之外，黄祖耀还胆识过人地进行了一系列收购活动，令大华银行的实力和规模都得到了迅速壮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黄祖耀还购得大量其他银行的股份，到1992年底，大华银行的总资产已经达到418.29亿元，居新加坡四大银行集团之首。在黄祖耀的带领下，大华银行集团正一步步向世界顶尖银行迈进。
◎追逐活力的银行家
尽管黄祖耀20岁便停学工作，没有从高等学府毕业的经历，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他勤奋而严谨、头脑敏锐、精力充沛，以勤勉和高效感染着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因而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位拥有无数财富的人每天为事业做着怎样的贡献。
每天上午一到9点半，办公室里一定会见到这位决策者的身影，直到下午6点他才下班回家。在那个有限的空间里，他运筹帷幄，积累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除了大华银行集团外，黄祖耀还身兼另外12家公司的主席、5家公司的董事；他不但是集团发展的宏图策划者，还亲自主持管理会议；他用积极进取来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下属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高效。他也因此得名“有冲劲的实业家”。
黄祖耀充满活力的工作风格还表现在公司管理人员的选择上。他在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员中选择懂业务、会管理的人才，让它们充实到大华银行的各个管理层中去，并给他们充分的空间以发挥其智慧和才干，然后再通过他们提供的可靠数字和精准分析做出决策。因而相对于那些依靠个别强人经营的企业而言，大华银行的人才是制胜法宝，他们的年轻活力使企业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
在被问及大华银行成功运营的秘诀时，黄祖耀曾说：“大华的成功没有什么秘诀，聘请适当的人才去做适当的工作，管理层廉洁苦干，就是大华成功的因素。”
位于新加坡市金融中心的大华银行大厦
除了充满活力的管理者，黄祖耀在硬件设施上也是个追求现代化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华银行就配备了自助提款机，在各大购物中心及银行分行，都能见到大华银行的自助提款机，客户只需用“大华银卡”便可自助存款和提款。与此同时，黄祖耀还引进了新加坡最大的电脑系统，后又开发出“电视银行”，这些大胆的尝试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都首屈一指。尽管黄祖耀只是中学毕业，但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和运用却表现出了高超的胆识及远见，令人惊叹不已。
◎鲐背之年的幸福
同父亲黄庆昌一样，黄祖耀也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从1962年开始，他曾先后担任新加坡金门会馆会长、新加坡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工商联合会第一届会长、《星洲日报》董事会主席、新加坡精武体育会名誉会长，等等。其中，有许多职务是服务于华人社团的，他旗帜鲜明，支持新加坡政府推广华语，倡导华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为维护华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香港中环的大华银行香港中环被称作全球最贵的办公地点，这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这里有无数银行、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
机器人大厦大华银行泰国分行的总部设在曼谷的机器人大厦。大厦外形就像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巨型机器人，长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因此得名机器人大厦。
黄祖耀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与妻子养育了5个孩子，子女们承欢膝下，也在父亲创办的事业中出力献策，共同维护着这个强大的金融“帝国”。
如今的黄祖耀已近鲐背之年，并在母亲的影响下皈依佛教。他还是位喜欢体育运动的人，多年来一直坚持每周3次打网球，风雨无阻。运动和活力使他仍然精力充沛，全然没有这个年纪的多数老人那种迟钝的状态。除此之外，黄祖耀还对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还拥有着大量的个人收藏品。他的办公楼内还悬挂着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等人的传世佳作。据说，他个人的书画藏品达千余件，堪称新加坡企业家艺术收藏之冠。
贵族勋爵曾秋坤
“愈是在追名逐利的时代，扶危济困就愈显高尚，曾勋爵选择了与贫病者在一起：身体疾患的人、精神饥馁的人、需要慈善与救助的人。”在回忆曾秋坤时，他的好友这样说道。他，一位医者，用仁心仁术、勤恳执着、默默付出，帮助了无数人，拯救了无数人，感动了无数人。
◎行医济世，妙手仁心
1940年3月6日，曾秋坤出生于新加坡，他的家庭在新加坡属于少数的华人基督教家庭。当这个小小的生命进入家庭时，他的家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小男孩日后将成为一代名医，也不会想到，他会在英国受册封成为勋爵，为华人权益贡献心力。
从小，曾秋坤便对医学表现出了独有的天赋。早年在新加坡时，他便进莱福士学院，毕业后赴伦敦盖伊医学院学医。学成归来后，曾秋坤进入新加坡大学担任讲师，同时在一家医院担任小儿科的顾问。
尽管工作稳定，事业顺利，但曾秋坤并没有因此停止在医学领域的攀登。1974年，曾秋坤再次来到伦敦，进入了大奥蒙德街医院的伦敦大学儿童健康研究院，专门从事血管性血友病的研究。血管性血友病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患这种病的人会有出血时间延长、齿龈出血、胃肠道出血等症状。为帮助患者打败这种讨人厌的疾病，曾秋坤用尽大半生的经历与这种病症做着战斗。
利物浦热带医学院曾秋坤曾在1978年1994年出任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高级临床及小儿科顾问医生。
4年后，曾秋坤离开伦敦，来到了利物浦，在热带医学院的高级临床及小儿科担任顾问医生，这一待就是17年。其间，他透过英国文化协会，与印度政府合作，改善医科学生的培训水平，并为印度医科学生提供短期医学研究课程。
曾秋坤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十分热心于公益。他经常协助小数族群争取权益，也曾为推广儿童健康贡献过自己的力量。他不仅担任过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专员，还参与成立了英国华人社会论坛。
1994年，曾秋坤来到了位于利兹的nhs种族健康组，出任总监。直到1997年卸任时，他成功协助nhs信托与卫生部门，大大改善了英国少数族群社区的医疗服务水平，还出任了利物浦大学的种族健康访问教授。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医学事业与公益事业默默做着贡献。
2006年1月，曾秋坤在英国病逝，走完了短短的66年人生。对于他的离开，他的亲人朋友、曾经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无不痛心疾首。曾秋坤以一位医者的仁爱之心感动着无数人，正如在纪念他时，他的好友这样说道：“曾秋坤勋爵是一个卓越的人，一位出色的大夫，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他的病人和医疗事业，也为了英国、旅英华人和其他海外华人。”
◎勋爵不只是个头衔
2001年，英国政府推动“人民贵族”计划，旨在加入多元声音，扩大上议院民意基础。最终，曾秋坤同另外41名候选人被提名成为终身贵族，成为上议院的无党籍议员。2001年6月，曾秋坤正式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册封，成为终身贵族，是历史上第二位成为英国贵族的华人。
进入上议院之后，曾秋坤仍然热心于社会事务，为华人在海外的利益出力献策，还先后出任了威勒尔多元文化组织主席、英国对华工作顾问团成员以及传媒投诉委员会委员，等等。
在很多同华人有关的新闻中，也能见到曾秋坤的“身影”。2004年2月一天夜里，30多名拾贝人在英国西北部兰开斯特莫坎普海湾拾取鸟蛤时，遭遇涨潮，多人被淹死。调查发现这些拾贝人多来自中国，同时还有调查显示，这些中国拾贝者之所以在夜晚冒险拾贝，是担心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这些拾贝者没有合法身份，又迫于生计不得不面临危险。面对英国是否应该为国外劳工提供更多的合法工作机会这一问题，曾秋坤始终站在华人的利益一边：“目前英国有100多万个职位是英国人不愿意做的，需要外劳来填补。因此，英国政府应全面检讨有关事件，使不法分子无机可乘。他同时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防止任何针对华人社区的种族袭击事件发生。”
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曾秋坤还曾在欧洲、新加坡等多地讲道。为表彰他对教会的热心贡献，英国早在1991年就为他颁授了mbe勋衔。2001年他获册封成为终身贵族时，他特地在自己的纹章顶饰上加入了《圣经》中的句子：“活着是为主而活。”
多才多艺的蔡澜
在匆忙而喧嚣的都市生活中，许多人栉风沐雨“讨”生活，却兴味索然地“熬”生活。当职业成为一个人生命中及其重要的抉择时，很少有人以“快乐”作为择业标准。但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爱“玩”，更会把每一件想玩的事发挥到极致，让“享受”成为自己的事业。这个人就是蔡澜。
2013年6月5日，蔡澜来到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宣传新书时拍的照片。
◎成龙电影的金字招牌
一提到蔡澜，许多熟悉“功夫片”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将他与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龙。蔡澜先后在邵氏影业和嘉禾公司担任监制，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声名鹊起，担任监制长达40多年，其中，成龙主演的《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10部电影都是由蔡澜监制的，许多人甚至将“蔡澜监制”称为成龙电影的金字招牌。
说起蔡澜与电影的渊源，还要从小时候讲起。20世纪40年代，蔡澜出生在新加坡一座戏楼上，父亲曾在邵氏影业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蔡澜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回忆自己最初接触电影的时光时，蔡澜说：“我年轻的时候最沉迷的事情就是电影，沉迷在戏院和书本里面，在黑暗中欣赏一部部影片，有时一部电影就能看几十次。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大师，这些大师就都成为我的朋友了。”
升入中学后，为了能看懂外文电影，蔡澜辗转于不同的学校，上午还在中文学校，下午就去了英文学校。看完电影后又马不停蹄地搜集与电影相关的书籍资料。也是那个时候开始，还是中学生的蔡澜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看客，做一个真正懂电影的人已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在蔡澜看来，做事要认定自己的方向，即使外人觉得“不务正业”，只要用心钻研，做到专业，就能无愧于心。于是为了得到更加专业的深造，18岁的蔡澜决定去日本攻读电影编导专业。当时的日本处于电影黄金时期，在那里能学到最先进的电影拍摄技术。
蔡澜不但痴迷于电影、学着拍电影，还以专业的视角评价电影。中学时，他就开始尝试写影评及散文，后来还被聘为报社电影版的副刊编辑。留学期间，蔡澜还担任过邵氏影业驻日经理及翻译，购进日本的好电影在香港放映，并以影评家的身份在许多届影展中担任评审员。
正是由于对电影的挚爱，蔡澜始终在钻研电影的道路上跋涉，也正是由于对电影的热爱，定居香港后，蔡澜不满足于只做电影导演，而是转行做起了电影监制，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做就要做到极致”。所谓“极致”，就是要从一个故事的孕育、到物色导演和演员，再到后期发行、版权售卖，全面掌握电影制作流程。
在监制的位置上，蔡澜一干就是40年，期间他常驻各国，监制了大部分成龙在海外拍摄的电影。
蔡澜推出新作《蔡澜美食guide》
◎食神
“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蔡澜曾经这样打趣地介绍自己。
就像研究电影一般，蔡澜对于美食的研究也近乎极致。“吃”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维持生命的运动，而对于美食家蔡澜来说，吃就要吃出食物的文化，吃出食物的内涵，即使是品尝食物，也要有一种“职人精神”。
有人说，蔡澜有一个好奇的胃，能够吃遍世界各地的美食。早年他监制电影时，经常去到不同的地方取景。那时，他便广泛涉猎了多地的美食。他不追求有名气的餐厅，只研究真正美味的食物。每到一个地方，他必去的地方就是菜市场。有一年去南斯拉夫拍摄电影时，蔡澜像往常一样去逛了菜市场，一趟下来已经把当地的物价和民众生活水准掌握得差不多了。后来，当地人想在费用上敲竹杠，他就告诉那人这些钱都能买下多少斤猪肉来。当地人一见他对当地物价了如指掌，就不敢再漫天要价了。就在这样一次次了解、摸索中，蔡澜将世界各地的食物都装进了脑海里。如果有人和蔡澜一起出游，品尝美食就能成为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因为同行的蔡澜不仅会为他们讲解食物中的文化，还会为他们讲解食物的烹饪过程，从做法到如何品尝，他都信手拈来。
2013年3月23日，蔡澜做客武汉晴川阁，与读者分享他的美食秘籍，现场为读者答疑解惑，并为新书《蔡澜作品自选集》进行签售。
蔡澜出版过许多关于美食的著作，他笔下的原材料、所需器皿，甚至是火候，怎样吃更可口，都非常讲究，许多再平常不过的菜品在他笔下都会别有一番滋味。
20世纪80年代起，蔡澜便开始撰写美食专栏，高产时期，蔡澜除了每天要为报纸专栏写作外，每周还要为6～7本杂志写文。如今的他虽降低了速度，却依然保持每周撰写两篇专栏文章的频率，同时还撰写自己的著作。虽说大量写作的压力不小，但蔡澜从不因此感到疲惫，他相信，只要认真做事、不浪费时间，就能从中得到乐趣。
除了写文章、亲手烹饪外，蔡澜还主持过许多档美食节目。1998年，蔡澜在香港无线电视台主持了美食节目《蔡澜叹世界》，至今，他已经亲自操刀主持了十余档电视节目，其中不少都在香港tvb周收视率名列前茅。
2012年，蔡澜更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担任总顾问。在评论《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这样成功时，蔡澜表示：“因为它制作得很好，东西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得好一点。不要抱着差不多就好了的心态，不要整天想着去偷工减料。”这是蔡澜评价一部影片成功的秘诀，更是他自己对事业的要求。无论是电影还是美食，蔡澜都在精益求精的过程中找到了无穷乐趣。
2015年11月19日下午，由《舌尖上的中国》原班人马打造的电影《舌尖上的新年》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蔡澜现场为电影题字，站在他身边的是导演陈晓卿。
华语乐坛小天后孙燕姿
2000年，一股沉稳而有力的声音划破天际，一首《天黑黑》红遍整个东南亚，一个瘦小却坚定的身影令人难以忘却，她就是孙燕姿。出道第一年，她的同名专辑在台湾热销40万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也分别打破1.2万张的销量。从此，这个爱唱歌、爱弹琴，留短发的女生掳获了东南亚成千上万歌迷的心。
◎亚洲掀起“孙燕姿现象”
2015年3月7日，中国台湾，新加坡天后孙燕姿在台北市信义区威秀广场举行快闪活动，献唱新歌《radio》。
1978年，孙燕姿出生在新加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还在孙燕姿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注重培养她自己学习的能力，母亲则将她引进了阅读的世界。于是，当很多小孩子爱上玩泥巴、玩洋娃娃的时候，小小的孙燕姿便喜欢上了读书。上小学时，老师问她为什么上课下课都在看书而不是和同学讲话，她回答道：“因为我们家书太多了，我怕一辈子都看不完。所以没时间讲话。”也正是这种热爱读书、热爱学习的性格，使她成功考入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音乐界是名副其实的高才生。
2014年3月1日，中国台湾，孙燕姿亮相新专辑《克卜勒》台北签售会。
5岁时，父亲告诉孙燕姿：“人一辈子总要会一样东西，以后才有消遣的嗜好。”孙燕姿凭着对音乐的喜爱选择了钢琴。于是，钢琴与音符便成为了陪伴孙燕姿成长的最佳伴侣。考入大学后，孙燕姿在母亲的鼓励下进入李伟菘音乐学校学习唱歌，还在校园乐队中担任主唱。一步步走来，音乐在孙燕姿的生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了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次，华纳唱片公司董事长来到李伟菘音乐学校，当他听到孙燕姿独特的声线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时，立刻对这个小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孙燕姿与华纳唱片公司签约，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
2000年，孙燕姿发行了第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凭借在音乐上的天赋和独特的声线以及亲切率真的个人形象，孙燕姿在音乐界一炮而红，出道第一年后就被冠以“小天后”的头衔，更成为了第一个红遍亚洲的新加坡歌手。
2002年，孙燕姿登上《亚洲周刊》，该刊更以10页的大篇幅深度剖析了亚洲出现的“孙燕姿现象”。所谓“孙燕姿现象”，是指唱片公司运用文化创意与网络，将孙燕姿及其音乐推向无国界的华语歌曲市场。一时间，孙燕姿的成功带动了东南亚歌手在两岸三地受欢迎的效应。“东南亚歌手+台湾制造+走红中国大陆=亚洲名歌手”成为了华人歌手成名的新方程式。《亚洲周刊》更表示，“一个歌手成为一个现象，不仅代表流行文化的力量提升为左右人心的力量，也因为这是跨地域、跨文化、跨市场的整合，分进合击，突破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限制。”
不置可否，孙燕姿的成功与唱片公司的成功运作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孙燕姿以其自身努力，良好的个人形象，一步步朝“歌后”的宝座靠近。
2014年4月27日，孙燕姿广州演唱会在广州天河体育场上演。
◎洒脱是一个背影
翻看孙燕姿的个人履历不难发现，在她长长的人物介绍中，演艺经历和获得奖项占据了绝大多数空间，而关于她个人的生活介绍则少之又少。这与孙燕姿为人低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复杂的娱乐圈，她不愿意哗众取宠，更不愿意依靠炒作出名。于是在2007年，在孙燕姿的演艺事业高速驶向巅峰时，她却来了个急刹车——她不再发片，减少曝光率，渐渐在歌迷的视线中“消失”了。
那一年，孙燕姿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逆光》，唱片公司为了炒作，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在埃及拍摄音乐影带期间，孙燕姿遭到了攻击和勒索。后经证实，这不过是唱片公司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罢了。孙燕姿无辜被牵涉其中，这令她萌生离开的念头，于是，她不顾劝阻，坚持与唱片公司解约。离开时她说，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她决定去试试完全不同的生活。
很多人被成功与名利所累，为了保持自己的光环与时间做着战斗。然而对于孙燕姿来说，名与利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幸福”的代名词。因而她才会选择在最接近成功时转身离去，留给世界一个背影。但转过身的她，迎接的是自己心灵深处最期待的静谧和安宁。
孙燕姿曾梦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在32岁这年，孙燕姿买了一柜子的书籍，从画图、布料开始自学，到设计、裁剪、缝纫，一点点掌握这些技能。半年之后，当孙燕姿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裙子出现在朋友们面前时，大家都惊呆了。一个曾和她有过合作的伦敦服饰品牌找到她，从那时起，孙燕姿在歌手之外还多了一个身份——服装设计师。
年轻时的孙燕姿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如果能够在海边就更好了，与爱人和小狗一起悠闲地生活，虽然好肤浅，但就是喜欢这样简单的生活。”现在的孙燕姿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她不仅有了爱人和小狗，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厨艺成为了她的新追求。她报名烹饪班学习烹饪，希望能为家人带来更加美好的用餐时光。
如今，孙燕姿并没有完全放弃唱歌，因为音乐对于她而言更像是一种信仰，但对于一位妻子和母亲而言，家庭对她来说更加重要。2014年，孙燕姿接受采访时说，尽管站在舞台上唱歌就像王后，但回到家就像奴隶，如果非要让她做出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做孩子的奴隶、爱人的伴侣。
这就是真正的孙燕姿，放松而洒脱，闪耀着众星捧月的光芒，却也多了许多平淡的小幸福。
2014年7月27日，孙燕姿“克卜勒世界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在香港激情开唱。